人性的本质（9 / 9）
一天，编辑通报了2011年第9期的过稿情况。编辑通报后，寂静的群里突然热闹起来。大家除了互相祝贺还逗乐取笑。文章能发表，高兴一下，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过于在于自己的文章是否能发表，自己的心情让能不能发表文章而左右，则另当别论了。大家都知道，写作是要耐得住寂寞了。历史上，“苏氏文章擅天下。”“唐宋八大家”中就有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苏家父子在文学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他们去掉了浮躁，静心写作，能耐住寂寞。
苏洵少时聪明，但喜表现。读书“只求知之，不求解之。”苏洵年青时也跟我们一样，喜欢跟一些文友互相吹捧，自我陶醉，没有沉下心来研究学问。他聪明过人的儿子苏轼、苏辙也“子承父业”，卖弄学问，根本静不下心来。后来，苏洵认识到自己在写作上犯了大忌，他跟两个儿子进行了深情交谈。最后，达成了共识：写作，必须静心，不能浮躁！共识达成，苏洵叮嘱两个儿子说：“我年少时没有懂得这个道理。你们从现在开始必须静心写作，不要等到了我这把年纪再努力，那时就只有跟我一样后悔了！”苏轼、苏辙听了父亲这话，你看我，我看你，脸上露出调皮地笑。苏洵心里一震：看来儿子并不死心啊！苏洵拿出自己以前的所有文字付之一炬。苏轼、苏辙急了，劝父亲不要这样。苏洵说：“要这些浮华的文字做什么？从今天开始，我们父子三人谁不静下心来，谁就是苏家的不孝子孙！就这样，苏洵父子三人写下了一式俩份的保证书，一份贴在书屋用以警醒，一份供在祖先灵牌前，以示向祖先立下雄心壮志。
然而，写保证容易，做起来却很难。苏洵父子三人都已经自由贯了，几天之后，苏洵自己都难以忍受闭门苦读和写作的寂寞。他也想重过原来那潇洒的日子，但想到自己的儿子，他总是咬咬牙，坚持住。他跟苏轼、苏辙说：“我们现在一定要有‘三心’：第一是信心。我们父子三人谁也不笨，人家能成才，我们努力了肯定能成才！第二是雄心。我们不仅要成才，还要有成大才的雄心！第三是最重要的，就是静心！我们不能今天心血来潮了，信心百倍，雄心勃勃，明天见人家有功名了，急功近利。心不静，耐不住寂寞，是做写作的大忌！”
苏洵父子三人终于静下心来，在寂寞中写作，终于成名天下。当然，我们爱好写作的人，不可能人人成名成家。但是，学学名家的写作态度还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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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红楼梦》中对人性的揭示，也许说得欠妥，请大家谅解。
通过认真阅读《红楼梦》，不难看出，作者曹雪芹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生活。可以说，这部书描写的是这段历史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缩影。书中告诉我们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崩溃。从书中文字看，作者只是写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悲剧，是这个故事的中心。而作者的高明在于他没有表面地、简单地表现这个爱情悲剧，而是从人物思想性格的深处，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挖掘这一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从而充分地揭露了封建主义的残酷虚伪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罪恶。这样，作品的主题已经不在局限在个人爱情悲剧本身，而是围绕着中心事件，展开了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描绘了一幅极其广阔的社会生活图画，说明了整个封建社会已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从而深刻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政治吏治、婚姻制度、伦理关系，悲愤满腔地控诉了封建主义的残酷无情和灭绝人性，大胆敏锐地预示了封建社会和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正因为此，《红楼梦》成了中国评价、剖析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在此，笔者只简单地分析下《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的三个性格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一、性格叛逆、不读书、不求上进、厌恶八股文、反对儒家思想提倡的道德标准。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一个又传奇人物然而他也是一个很俗气的人物。构成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叛逆。他的行为举止“偏僻而乖张”，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他鄙视功名利禄，不愿走“学而优则仕”的仕途。他痛恨“八股”，辱骂读书做官的人是“国贼禄蠹”，懒于与他们接触拜会。
贾宝玉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犹如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他的思想性格，是在他的遭遇和经历里，在那种特定的生活环境中的多方面复杂的条件和因素给予他影响，发生作用，而于不知不觉中形成起来的。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并不是一开始就定型了的，作品着力描写了他性格发展成长的历史。他生活在罪恶腐败的贵族环境里，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一些贵族公子的恶劣习气和腐朽观念，这些坏的东西和他性格中好的倾向并存着。但随着生活中他所见闻的重大事件给予的刺激和教育，随着他在卷入现实矛盾时精神上所受的挫折和打击，他的思想品格里一些腐朽恶劣的东西就慢慢减少了，清除了，他的叛逆思想性格渐渐坚定了，成熟了。他对待身边的女孩子们的态度，同情和亲爱始终是主导的方面，但在最初也带有一些腐朽、邪恶的成分。秦可卿之死、秦钟之死，林黛玉身世的飘零、身为贵妃的姐姐内心的悲苦，使他开始认识到在男女关系方面尊重与玩弄、纯洁与腐朽、美好真挚与罪恶虚伪的区别，从此他对两性关系逐渐表现出严肃态度，对自己所在的社会表现了深一层的反感。他曾以为天下女孩子的眼泪都要送给他。他爱林黛玉，可是，他遇着温柔丰韵的薛宝钗和飘逸洒脱的史湘云，却又不能不眩目动情。为着他感情的游移不明，林黛玉以血泪和生命对他不断地施加影响，使他从苦痛的体验中逐步摆脱社会势力和贵族恶习对他的纠缠和吸引，使他的性格趋于纯化,头脑趋于清醒,思想感情趋于稳固与坚定。他不喜欢所谓的“正经书”，却偏爱于“杂书”，钟情于《牡丹亭》、《西厢记》。他还对程朱理学提出了大胆的质疑，认为“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了。”这充分显示出了他是封建君主制度的“逆子贰臣”。他认为“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在这种骇世惊俗的思想指导下，宝玉终日“在内帏厮混”，并钟爱和怜悯女孩子，钟爱她们的美丽、纯洁、洋溢的生气、过人的才智，怜悯她们的不幸遭遇，怜悯其将嫁与浊臭的男子，失去了她们的圣洁之美。贾宝玉道：女子出嫁前为珍珠，嫁人后便失去光芒成了死珠，再老便与污浊男子同流，成为死鱼眼了。他甚至为自己生有一个男子之身而感到无可挽救的遗憾。在“儿孙一代不如一代”的贾家，贾母、贾政等统治者本来对宝玉寄以很大希望，盼望宝玉读书、中举、扬名显赫，成为地主阶级事业的忠臣孝子。可是宝玉却走着一条与此相反的道路，是由贵族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叛逆者。在第三回中，借《西江月》二词，批宝玉极恰，其词曰：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这两首词概括地介绍了他的叛逆性格：“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乖张，那管世人诽谤！”所谓“愚顽”、“偏僻”、“乖张”就是指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不愿走统治者为其所规定的读书应举的生活道路。
我们知道：贾宝玉在荣国府是处于继承人的地位，他的“聪俊灵秀”的天赋，使这个贵族家庭对他寄予了特别殷切的希望和要求，然而，他不仅丝毫无意于立身扬名、治国经家，而且他对那个家、国已经彻底绝望，并走上背叛的道路，他和他的父亲是那样的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他不爱读的书，父亲偏偏要他读；他不爱做八股文，大家偏偏要他做；他不爱和那些峨冠博带的家伙应酬，家人偏偏逼他出去应酬；他认为茫茫尘世，只有女孩子们的世界是一片净土，他的父亲总要把他拉出这片净土，他的母亲总要来摧残这一片净土，还有他的伯父、哥哥、侄辈之流总要来污秽、践踏这片净土。特别是，他爱的人，偏偏不许他爱；他不愿结的姻缘，偏偏要他结。“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见第五回）尽管家里人逼着他去做这些事，他仍然坚持着不去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贾宝玉确实是背叛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所以他在其父母为代表的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眼里是一个“混世魔王”、“孽根祸胎”。
宝玉对八股文更是深恶痛绝，可以斥之为“饵名钓禄之阶”，是“拿它诓功名，混饭吃”的工具，他认为程元理学等儒家的书，“都是前人无故生事”“杜撰”出来的。但宝玉平素却“杂学旁搜”如饥似渴地阅读《西厢记》、《牡丹亭》一类具有反封建思想的“小说淫词”。他将“读书上进的人”称作“全惑于功名二字”的“国贼禄鬼”，将“仕途经济”的说教斥之为“混帐话”。他明确地表示鄙弃功名利禄，平时更“懒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最厌恶“峨冠礼服贺吊往还之事”。而且还对儒家所提倡的最高道德标准，“文死谏”、“武死战”进行了批判，认为此“皆非正死”。宝玉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做官”道路。贾宝玉否定封建主义社会秩序，但思想上并没有达到否定君权和族权亦即封建主义统治权的高度。一方面他步步发展自己的叛逆思想，完全倾向着被压迫者，并且支持被压迫者；他坚持着与林黛玉的爱情，迫切要求婚姻自主；其实这一切,都是凭借封建势力给予他的特权而产生的，他还不可能否定封建主义的统治。他所深恶痛绝的,正是他所仰赖的；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依靠的。他无法与封建主义统治彻底决裂，又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要求。因而他的出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最后只能到虚无缥缈的超现实世界中去。林黛玉给予了他精神上的安慰，并且以同样叛逆的话语来劝宝玉。正因为这样，他们之间有了共同的语言，他们的爱情才那样令人心动。而书中宝玉这一性格的形成是跟作者当时的思想高度是分不开的。
二、尊重女性、热爱女性、崇拜女性、同情女性。
贾宝玉性格的核心是平等待人，尊重个性，主张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活动。在他心眼里，人只有真假、善恶、美丑的划分。他憎恶和蔑视世俗男性，亲近和尊重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性。他说过“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正因为此，他憎恶自己出身的家庭，爱慕和亲近那些与他品性相近、气味相投的出身贫寒和地位微贱的人物。这实质上就是对于自己出身的贵族阶级的否定。同时，他极力抗拒封建主义为他安排的传统的生活道路。对于封建礼教，他除了自省之外，还尽力逃避参加士大夫的交游和应酬；对封建士子的最高理想功名利禄、封妻荫子,十分厌恶,全然否定。他只企求过随心所欲、听其自然，亦即在大观园女儿国中观赏草花、低吟诗歌、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的得时了。”贾宝玉受时代的局限，找不到现实生活的出路，他要摆脱贵族社会桎梏，而又不能不依附贵族阶级。这就使他的思想性格具有悲剧性的严重矛盾。他的理想无疑是对封建主义生活的否定，却又十分朦胧，带有浓厚的伤感主义和虚无主义。《红楼梦》反复写了这个特征，有时还用神话（如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故事，“太虚幻境”的描写）和夸张的笔墨（如“抓周”试志，对刘姥姥信口开河信以为真）渲染强调这一特征。他还没有出场，作者就借冷子兴和贾雨村的谈话介绍了他七八岁时说的孩子话：“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见第二回）后来又写了他这样的想法：“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见第二十回）他对许多少女都多情。不但对于活人，连画上的美人也怕她寂寞，特意去“望慰”一番。
贾宝玉既然对许多少女都多情，就不能不发生苦恼。有一次，当林黛玉和史湘云都对他不满的时候，他就不能不“越想越无趣”，“目下不过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又欲何为？”（见第二十二回）又一次，当晴雯要和袭人吵闹的时候，他就伤心地说：“叫我怎么样才好呢？把这个心使碎了，也没有人知道。”（见第三十一回）虽然通过“龄官画蔷”一事，“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见第三十六回），不可能死时得到所有女孩子的眼泪，但他喜欢在女孩子身上用心痴情并没有改变。如警幻仙子所说的“意淫”。这样概括和形容贾宝玉的性格特性，不单因为贾宝玉生长在少女群中，多所眷爱，而且他的爱并非只是男女之爱，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对周围不幸者的爱。所谓“爱博”或云“博大的爱”似应包含两层意思：其一，这种爱是广义的，包括亲近、爱恋、体贴、尊重、同情等；因此其二：这爱所及的对像也就是比较广泛的。不限于黛、钗、湘，也包括晴、袭、紫鹃、鸳鸯、平儿、香菱和其他一些小丫头等等。惟其“博爱”，所以“心劳”。设想贾宝玉心目中仅有一黛玉，他哪里至于如此劳碌！为人担忧，代人受过，替丫头充役，这类事在贾宝玉的“行状”中简直多不胜举，俯拾即是。即如“平儿理妆”一节，事情原本与宝玉毫不相干，然而他十分同情平儿的不幸，不仅“劳形”、为其理妆，而且“劳心”、叹其身世。他想到“贾琏惟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淫，凤姐之威，他竞能周全妥帖，今日还遭荼毒，想来此人命薄，比黛玉尤甚。”但因他能为平儿理妆，补偿了他平日不能“尽心”的“恨事”，竟感到是“今生意中不想之乐”。香菱因斗草弄脏了石榴红绫裙之后，他让袭人将同样一条裙子送给她换，也是很高兴得到这样一次“意外之意外”的体贴和尽心的机会。后来他又把香菱斗草时采来的夫妻蕙和并蒂莲用落花铺垫着埋在土里，以至香菱说他“使人肉麻”。
由此可见，宝玉并不因为钟情林妹妹而一叶障目，无视其他众多女儿的不幸和痛苦。他的心怀，可算得较为博大的。即以其对林黛玉的爱而言，如果仅属单纯的性爱，也不至于“劳心”到那种地步。他对黛玉的爱，正是以同情、关切、尊重、相知为基础的。同情和爱情自然是两回事，但同情可以是爱情的起点和支柱。这边，一曲《葬花辞》尚未吟罢；那边，早已恸倒在山坡之上了。足见宝玉对黛玉的身世、处境、病体、心性体察最深，感受最切，这些绝不是单纯的性爱所能包容的。贾宝玉的“多所爱”的确包含了对弱者的不幸和痛苦的同情和关切。这种性质的爱，就叫人道主义！还有他和“年近七十”、“宦囊羞涩”的“营缮司郎中”秦邦业的幼子秦钟见面时的谈话（见第八回），和“一贫如洗”、“父母早丧”的破落世家子弟柳湘莲缔结浓厚的友谊（见第四十七回），对为当时社会所轻贱的“唱小旦的”蒋玉菡的衷心倾慕（见第二十八回），也完全是这种对于微贱人物的爱慕和亲近。当然，秦钟、柳湘莲、蒋玉菡等人的“人品”，是贾宝玉同他们亲厚的主要原因。假如没有具备这种使他引为知己的“人品”，贾宝玉对他们的交情是建立不起来的。比如对贾芸，最初宝玉是怀有好感的，但是接谈了几次之后，看到贾芸人品的庸俗，他就不愿和他交往了。
贾宝玉非常讲究尊重个性，尊重意志。第二十回他对贾环说：“大正月里，哭什么？这里不好，到别处玩去……譬如这件东西不好，横竖那一件好，就舍了这件取那件……你原是要取乐儿，倒招的自己烦恼。”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写晴雯生气说到怕砸了盘子，宝玉笑道：“你爱砸就砸。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儿也可以使得，只是别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欢喜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砸了，也是使得的，只别在气头儿上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这番议论，我们今天看来自然觉得太过分，很不妥帖，其中流露了浓厚的贵家公子气味。但主要的意思，却是尊重意志，尊重个性；用当时思想家戴震的话说，就是“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转引自吴组缃《论贾宝玉形象的典型性》）。第三十六回写“情悟梨香院”的一段，贾宝玉兴冲冲去找龄官，因素日和女孩子玩惯了，只当龄官也一样，央她唱一套《牡丹亭》曲子。不想龄官见他坐下，忙起身躲避，正色道：“嗓子哑了。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我还没有唱呢。”宝玉见此景况，从来未经过这样被人弃厌，自己便讪讪的，红了脸，只得出来了。后来看见贾蔷那样体爱龄官，龄官又那样自爱并爱着贾蔷，他就悟出“人生情缘各有分定”的道理。他是完全尊重龄官的个性、意志和她与贾蔷的关系的。他平日和姊妹、丫环们一处，也总是尊重别人的意见，很少拿自己的主张；更不想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在日常生活活动中，贾宝玉也一贯流露这一思想。第四十回贾母、王夫人和众姊妹商议给史湘云还席。贾宝玉因说：“我有个主意。既没有外客，吃的东西也别定了样数，谁素日爱吃的，拣样儿做几样。也不必按桌席，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儿，各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再一个十锦攒心盒子，自斟壶。岂不别致？”这意见立刻为贾母所接受。他做诗也不主张限韵，要求自由发挥个性。贾宝玉这种思想是和封建主义原则正面抵触的，它直接破坏着封建秩序。贾宝玉待人接物的态度，也总是否定封建社会的礼法观念，主张听任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心愿去自由活动。他对弟弟贾环：“宝钗素知他家规矩，凡做兄弟的怕哥哥，却不知那宝玉是不要人怕的”。“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是以贾环等都不甚怕他，只因怕贾母不依，才只得让他三分。”（见第二十回）他对茗烟，也是亲密无间，没有什么主奴的界限。像第十九回写他对茗烟和万儿的喜剧，第二十三回写的茗烟替他买来各种小说，第二十六回写的茗烟受薛蟠之嘱竟诳说老爷叫他，第四十三回写他和茗烟偷偷到水仙庵去祭奠，茗烟祝告的时候说：“跟二爷这几年，二爷的心事，我没有不知道的”。在丫环们跟前，反倒经常服待她们；并且受她们的排揎，不以为忤。正如袭人说的：“你这个人，一天不捱两句硬话村你，你再过不去。”（见第六十三回）麝月甚至这样“村”他：“你偏要比杨树，你也太下流了！”（见第五十一回）傅家婆子议论他：“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得了！”（见第三十五回）。在贾宝玉这种思想影响下，怡红院关起门来，除了袭人作些梗，可说是个没多少封建礼法观念的民主自由的世界。第六十三回描写“寿怡红”，林之孝家的走后，丫头们要为宝玉安席，贾宝玉笑道，“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了。知道我最怕这些熟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这会子还怄我，就不好了。”众人听了，都说：“依你。”于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卸妆宽衣。出现了“吃酒从未如此者”的场面。尤其姊妹们散后，简直弄得“无法无天”。但他觉得称心如愿，无比的快乐。袭人也说：“昨日夜里热闹非常，连往日老太太，太太带着玩，也不及昨儿这一玩。”这话从袭人这样思想的人说出来，可见她们这些处在被压迫地位的女子们都是喜爱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方式的。所以平儿说：“还说给我听，气我！”从这些颇具规模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看，当时封建主义社会秩序为一个统治阶级的儿子所安排的道路，贾宝玉当然不能遵循。除了家庭中晨昏定省而外，一切应该参加的交游和礼节，他都不愿参加，尽力逃避。这是明显的事，他和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孩子们的纯真自由的世界，与居于统治地位的庸俗腐朽的男子们或利欲薰心的士大夫们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在贾宝玉的具体生活环境里是尖锐地矛盾对立着的。对这两相矛盾对立的生活道路加以抉择的问题，早就提到贾宝玉的面前。自幼虽经家长训诫逼迫、袭人和宝钗等规劝，他却利用衰朽制度和腐败社会的空隙，极力抗拒逼来的压力。他批评“读书上进的人”是“禄蠹”，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把所有士大夫都骂为“国贼禄鬼”。
三、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的思想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封建贵族要求自己的子孙加官进爵，功名出仕。自然像贾宝玉这样的贵族公子，也逃不脱封建教育的迫害，在家族的面子与利益的逼迫下，宝玉也必须努力地去维护贾家的荣耀。然而苍天似乎偏要与贾家作对。安排宝玉自“衔玉”而生开始，就被视作“奇异”。在宝玉周岁时抓取“脂粉钗环”的举动，更是惹得政老爷的“不喜欢”，十来岁时是“异常淘气”，居然还说出了：“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的“混话”来。在当时的社会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叛逆，一种大逆不道。此番举动也正寄托了曹公内心深处的想法。站在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宝玉其实是那个年代——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贾宝玉是一个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形象：贾宝玉有与封建主义格格不入的性格，贾宝玉其实是那个年代——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新兴资产阶级开始萌芽的历史时期，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在封建主义母体里萌动着的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胎儿。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色彩鲜明、线条清晰的民主主义精神的完整轮廓和雏形：这在当时我国历史现实中，在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中，无疑是“新人的典型”。贾宝玉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的“爱人”上，即对于有些寒素和微贱人物的爱慕和亲近，尤其是他对于女孩子的特殊的亲爱和尊重。这就积极方面意义看，实即反映了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和人权平等的要求，实质上也就是人道观念和人权思想，就是进步的民主主义精神。
总之，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思想者，他是作者对宗法礼教的背叛和对女性主义张扬的代言人。是作者对一切美好的赞叹和美好毁灭的悲伤的表现者。他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也是这个时代终结的产物。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无疑就是与林黛玉的相爱了。这场恋爱，一方面开始于叛逆性格，另一方面又促使了他的叛逆性格的最终形成。这是他生命史上最大最重要的叛逆行为。宝、黛不但要求婚姻自主，而且在恋爱中背离了封建社会的人生之道。他们在反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导致了两人的悲剧结局就在情理之中了。 ↑返回顶部↑
苏洵少时聪明，但喜表现。读书“只求知之，不求解之。”苏洵年青时也跟我们一样，喜欢跟一些文友互相吹捧，自我陶醉，没有沉下心来研究学问。他聪明过人的儿子苏轼、苏辙也“子承父业”，卖弄学问，根本静不下心来。后来，苏洵认识到自己在写作上犯了大忌，他跟两个儿子进行了深情交谈。最后，达成了共识：写作，必须静心，不能浮躁！共识达成，苏洵叮嘱两个儿子说：“我年少时没有懂得这个道理。你们从现在开始必须静心写作，不要等到了我这把年纪再努力，那时就只有跟我一样后悔了！”苏轼、苏辙听了父亲这话，你看我，我看你，脸上露出调皮地笑。苏洵心里一震：看来儿子并不死心啊！苏洵拿出自己以前的所有文字付之一炬。苏轼、苏辙急了，劝父亲不要这样。苏洵说：“要这些浮华的文字做什么？从今天开始，我们父子三人谁不静下心来，谁就是苏家的不孝子孙！就这样，苏洵父子三人写下了一式俩份的保证书，一份贴在书屋用以警醒，一份供在祖先灵牌前，以示向祖先立下雄心壮志。
然而，写保证容易，做起来却很难。苏洵父子三人都已经自由贯了，几天之后，苏洵自己都难以忍受闭门苦读和写作的寂寞。他也想重过原来那潇洒的日子，但想到自己的儿子，他总是咬咬牙，坚持住。他跟苏轼、苏辙说：“我们现在一定要有‘三心’：第一是信心。我们父子三人谁也不笨，人家能成才，我们努力了肯定能成才！第二是雄心。我们不仅要成才，还要有成大才的雄心！第三是最重要的，就是静心！我们不能今天心血来潮了，信心百倍，雄心勃勃，明天见人家有功名了，急功近利。心不静，耐不住寂寞，是做写作的大忌！”
苏洵父子三人终于静下心来，在寂寞中写作，终于成名天下。当然，我们爱好写作的人，不可能人人成名成家。但是，学学名家的写作态度还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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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红楼梦》中对人性的揭示，也许说得欠妥，请大家谅解。
通过认真阅读《红楼梦》，不难看出，作者曹雪芹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生活。可以说，这部书描写的是这段历史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缩影。书中告诉我们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崩溃。从书中文字看，作者只是写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悲剧，是这个故事的中心。而作者的高明在于他没有表面地、简单地表现这个爱情悲剧，而是从人物思想性格的深处，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挖掘这一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从而充分地揭露了封建主义的残酷虚伪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罪恶。这样，作品的主题已经不在局限在个人爱情悲剧本身，而是围绕着中心事件，展开了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描绘了一幅极其广阔的社会生活图画，说明了整个封建社会已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从而深刻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政治吏治、婚姻制度、伦理关系，悲愤满腔地控诉了封建主义的残酷无情和灭绝人性，大胆敏锐地预示了封建社会和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正因为此，《红楼梦》成了中国评价、剖析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在此，笔者只简单地分析下《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的三个性格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一、性格叛逆、不读书、不求上进、厌恶八股文、反对儒家思想提倡的道德标准。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一个又传奇人物然而他也是一个很俗气的人物。构成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叛逆。他的行为举止“偏僻而乖张”，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他鄙视功名利禄，不愿走“学而优则仕”的仕途。他痛恨“八股”，辱骂读书做官的人是“国贼禄蠹”，懒于与他们接触拜会。
贾宝玉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犹如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他的思想性格，是在他的遭遇和经历里，在那种特定的生活环境中的多方面复杂的条件和因素给予他影响，发生作用，而于不知不觉中形成起来的。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并不是一开始就定型了的，作品着力描写了他性格发展成长的历史。他生活在罪恶腐败的贵族环境里，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一些贵族公子的恶劣习气和腐朽观念，这些坏的东西和他性格中好的倾向并存着。但随着生活中他所见闻的重大事件给予的刺激和教育，随着他在卷入现实矛盾时精神上所受的挫折和打击，他的思想品格里一些腐朽恶劣的东西就慢慢减少了，清除了，他的叛逆思想性格渐渐坚定了，成熟了。他对待身边的女孩子们的态度，同情和亲爱始终是主导的方面，但在最初也带有一些腐朽、邪恶的成分。秦可卿之死、秦钟之死，林黛玉身世的飘零、身为贵妃的姐姐内心的悲苦，使他开始认识到在男女关系方面尊重与玩弄、纯洁与腐朽、美好真挚与罪恶虚伪的区别，从此他对两性关系逐渐表现出严肃态度，对自己所在的社会表现了深一层的反感。他曾以为天下女孩子的眼泪都要送给他。他爱林黛玉，可是，他遇着温柔丰韵的薛宝钗和飘逸洒脱的史湘云，却又不能不眩目动情。为着他感情的游移不明，林黛玉以血泪和生命对他不断地施加影响，使他从苦痛的体验中逐步摆脱社会势力和贵族恶习对他的纠缠和吸引，使他的性格趋于纯化,头脑趋于清醒,思想感情趋于稳固与坚定。他不喜欢所谓的“正经书”，却偏爱于“杂书”，钟情于《牡丹亭》、《西厢记》。他还对程朱理学提出了大胆的质疑，认为“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了。”这充分显示出了他是封建君主制度的“逆子贰臣”。他认为“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在这种骇世惊俗的思想指导下，宝玉终日“在内帏厮混”，并钟爱和怜悯女孩子，钟爱她们的美丽、纯洁、洋溢的生气、过人的才智，怜悯她们的不幸遭遇，怜悯其将嫁与浊臭的男子，失去了她们的圣洁之美。贾宝玉道：女子出嫁前为珍珠，嫁人后便失去光芒成了死珠，再老便与污浊男子同流，成为死鱼眼了。他甚至为自己生有一个男子之身而感到无可挽救的遗憾。在“儿孙一代不如一代”的贾家，贾母、贾政等统治者本来对宝玉寄以很大希望，盼望宝玉读书、中举、扬名显赫，成为地主阶级事业的忠臣孝子。可是宝玉却走着一条与此相反的道路，是由贵族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叛逆者。在第三回中，借《西江月》二词，批宝玉极恰，其词曰：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这两首词概括地介绍了他的叛逆性格：“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乖张，那管世人诽谤！”所谓“愚顽”、“偏僻”、“乖张”就是指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不愿走统治者为其所规定的读书应举的生活道路。
我们知道：贾宝玉在荣国府是处于继承人的地位，他的“聪俊灵秀”的天赋，使这个贵族家庭对他寄予了特别殷切的希望和要求，然而，他不仅丝毫无意于立身扬名、治国经家，而且他对那个家、国已经彻底绝望，并走上背叛的道路，他和他的父亲是那样的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他不爱读的书，父亲偏偏要他读；他不爱做八股文，大家偏偏要他做；他不爱和那些峨冠博带的家伙应酬，家人偏偏逼他出去应酬；他认为茫茫尘世，只有女孩子们的世界是一片净土，他的父亲总要把他拉出这片净土，他的母亲总要来摧残这一片净土，还有他的伯父、哥哥、侄辈之流总要来污秽、践踏这片净土。特别是，他爱的人，偏偏不许他爱；他不愿结的姻缘，偏偏要他结。“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见第五回）尽管家里人逼着他去做这些事，他仍然坚持着不去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贾宝玉确实是背叛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所以他在其父母为代表的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眼里是一个“混世魔王”、“孽根祸胎”。
宝玉对八股文更是深恶痛绝，可以斥之为“饵名钓禄之阶”，是“拿它诓功名，混饭吃”的工具，他认为程元理学等儒家的书，“都是前人无故生事”“杜撰”出来的。但宝玉平素却“杂学旁搜”如饥似渴地阅读《西厢记》、《牡丹亭》一类具有反封建思想的“小说淫词”。他将“读书上进的人”称作“全惑于功名二字”的“国贼禄鬼”，将“仕途经济”的说教斥之为“混帐话”。他明确地表示鄙弃功名利禄，平时更“懒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最厌恶“峨冠礼服贺吊往还之事”。而且还对儒家所提倡的最高道德标准，“文死谏”、“武死战”进行了批判，认为此“皆非正死”。宝玉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做官”道路。贾宝玉否定封建主义社会秩序，但思想上并没有达到否定君权和族权亦即封建主义统治权的高度。一方面他步步发展自己的叛逆思想，完全倾向着被压迫者，并且支持被压迫者；他坚持着与林黛玉的爱情，迫切要求婚姻自主；其实这一切,都是凭借封建势力给予他的特权而产生的，他还不可能否定封建主义的统治。他所深恶痛绝的,正是他所仰赖的；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依靠的。他无法与封建主义统治彻底决裂，又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要求。因而他的出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最后只能到虚无缥缈的超现实世界中去。林黛玉给予了他精神上的安慰，并且以同样叛逆的话语来劝宝玉。正因为这样，他们之间有了共同的语言，他们的爱情才那样令人心动。而书中宝玉这一性格的形成是跟作者当时的思想高度是分不开的。
二、尊重女性、热爱女性、崇拜女性、同情女性。
贾宝玉性格的核心是平等待人，尊重个性，主张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活动。在他心眼里，人只有真假、善恶、美丑的划分。他憎恶和蔑视世俗男性，亲近和尊重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性。他说过“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正因为此，他憎恶自己出身的家庭，爱慕和亲近那些与他品性相近、气味相投的出身贫寒和地位微贱的人物。这实质上就是对于自己出身的贵族阶级的否定。同时，他极力抗拒封建主义为他安排的传统的生活道路。对于封建礼教，他除了自省之外，还尽力逃避参加士大夫的交游和应酬；对封建士子的最高理想功名利禄、封妻荫子,十分厌恶,全然否定。他只企求过随心所欲、听其自然，亦即在大观园女儿国中观赏草花、低吟诗歌、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的得时了。”贾宝玉受时代的局限，找不到现实生活的出路，他要摆脱贵族社会桎梏，而又不能不依附贵族阶级。这就使他的思想性格具有悲剧性的严重矛盾。他的理想无疑是对封建主义生活的否定，却又十分朦胧，带有浓厚的伤感主义和虚无主义。《红楼梦》反复写了这个特征，有时还用神话（如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故事，“太虚幻境”的描写）和夸张的笔墨（如“抓周”试志，对刘姥姥信口开河信以为真）渲染强调这一特征。他还没有出场，作者就借冷子兴和贾雨村的谈话介绍了他七八岁时说的孩子话：“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见第二回）后来又写了他这样的想法：“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见第二十回）他对许多少女都多情。不但对于活人，连画上的美人也怕她寂寞，特意去“望慰”一番。
贾宝玉既然对许多少女都多情，就不能不发生苦恼。有一次，当林黛玉和史湘云都对他不满的时候，他就不能不“越想越无趣”，“目下不过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又欲何为？”（见第二十二回）又一次，当晴雯要和袭人吵闹的时候，他就伤心地说：“叫我怎么样才好呢？把这个心使碎了，也没有人知道。”（见第三十一回）虽然通过“龄官画蔷”一事，“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见第三十六回），不可能死时得到所有女孩子的眼泪，但他喜欢在女孩子身上用心痴情并没有改变。如警幻仙子所说的“意淫”。这样概括和形容贾宝玉的性格特性，不单因为贾宝玉生长在少女群中，多所眷爱，而且他的爱并非只是男女之爱，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对周围不幸者的爱。所谓“爱博”或云“博大的爱”似应包含两层意思：其一，这种爱是广义的，包括亲近、爱恋、体贴、尊重、同情等；因此其二：这爱所及的对像也就是比较广泛的。不限于黛、钗、湘，也包括晴、袭、紫鹃、鸳鸯、平儿、香菱和其他一些小丫头等等。惟其“博爱”，所以“心劳”。设想贾宝玉心目中仅有一黛玉，他哪里至于如此劳碌！为人担忧，代人受过，替丫头充役，这类事在贾宝玉的“行状”中简直多不胜举，俯拾即是。即如“平儿理妆”一节，事情原本与宝玉毫不相干，然而他十分同情平儿的不幸，不仅“劳形”、为其理妆，而且“劳心”、叹其身世。他想到“贾琏惟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淫，凤姐之威，他竞能周全妥帖，今日还遭荼毒，想来此人命薄，比黛玉尤甚。”但因他能为平儿理妆，补偿了他平日不能“尽心”的“恨事”，竟感到是“今生意中不想之乐”。香菱因斗草弄脏了石榴红绫裙之后，他让袭人将同样一条裙子送给她换，也是很高兴得到这样一次“意外之意外”的体贴和尽心的机会。后来他又把香菱斗草时采来的夫妻蕙和并蒂莲用落花铺垫着埋在土里，以至香菱说他“使人肉麻”。
由此可见，宝玉并不因为钟情林妹妹而一叶障目，无视其他众多女儿的不幸和痛苦。他的心怀，可算得较为博大的。即以其对林黛玉的爱而言，如果仅属单纯的性爱，也不至于“劳心”到那种地步。他对黛玉的爱，正是以同情、关切、尊重、相知为基础的。同情和爱情自然是两回事，但同情可以是爱情的起点和支柱。这边，一曲《葬花辞》尚未吟罢；那边，早已恸倒在山坡之上了。足见宝玉对黛玉的身世、处境、病体、心性体察最深，感受最切，这些绝不是单纯的性爱所能包容的。贾宝玉的“多所爱”的确包含了对弱者的不幸和痛苦的同情和关切。这种性质的爱，就叫人道主义！还有他和“年近七十”、“宦囊羞涩”的“营缮司郎中”秦邦业的幼子秦钟见面时的谈话（见第八回），和“一贫如洗”、“父母早丧”的破落世家子弟柳湘莲缔结浓厚的友谊（见第四十七回），对为当时社会所轻贱的“唱小旦的”蒋玉菡的衷心倾慕（见第二十八回），也完全是这种对于微贱人物的爱慕和亲近。当然，秦钟、柳湘莲、蒋玉菡等人的“人品”，是贾宝玉同他们亲厚的主要原因。假如没有具备这种使他引为知己的“人品”，贾宝玉对他们的交情是建立不起来的。比如对贾芸，最初宝玉是怀有好感的，但是接谈了几次之后，看到贾芸人品的庸俗，他就不愿和他交往了。
贾宝玉非常讲究尊重个性，尊重意志。第二十回他对贾环说：“大正月里，哭什么？这里不好，到别处玩去……譬如这件东西不好，横竖那一件好，就舍了这件取那件……你原是要取乐儿，倒招的自己烦恼。”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写晴雯生气说到怕砸了盘子，宝玉笑道：“你爱砸就砸。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儿也可以使得，只是别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欢喜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砸了，也是使得的，只别在气头儿上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这番议论，我们今天看来自然觉得太过分，很不妥帖，其中流露了浓厚的贵家公子气味。但主要的意思，却是尊重意志，尊重个性；用当时思想家戴震的话说，就是“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转引自吴组缃《论贾宝玉形象的典型性》）。第三十六回写“情悟梨香院”的一段，贾宝玉兴冲冲去找龄官，因素日和女孩子玩惯了，只当龄官也一样，央她唱一套《牡丹亭》曲子。不想龄官见他坐下，忙起身躲避，正色道：“嗓子哑了。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我还没有唱呢。”宝玉见此景况，从来未经过这样被人弃厌，自己便讪讪的，红了脸，只得出来了。后来看见贾蔷那样体爱龄官，龄官又那样自爱并爱着贾蔷，他就悟出“人生情缘各有分定”的道理。他是完全尊重龄官的个性、意志和她与贾蔷的关系的。他平日和姊妹、丫环们一处，也总是尊重别人的意见，很少拿自己的主张；更不想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在日常生活活动中，贾宝玉也一贯流露这一思想。第四十回贾母、王夫人和众姊妹商议给史湘云还席。贾宝玉因说：“我有个主意。既没有外客，吃的东西也别定了样数，谁素日爱吃的，拣样儿做几样。也不必按桌席，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儿，各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再一个十锦攒心盒子，自斟壶。岂不别致？”这意见立刻为贾母所接受。他做诗也不主张限韵，要求自由发挥个性。贾宝玉这种思想是和封建主义原则正面抵触的，它直接破坏着封建秩序。贾宝玉待人接物的态度，也总是否定封建社会的礼法观念，主张听任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心愿去自由活动。他对弟弟贾环：“宝钗素知他家规矩，凡做兄弟的怕哥哥，却不知那宝玉是不要人怕的”。“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是以贾环等都不甚怕他，只因怕贾母不依，才只得让他三分。”（见第二十回）他对茗烟，也是亲密无间，没有什么主奴的界限。像第十九回写他对茗烟和万儿的喜剧，第二十三回写的茗烟替他买来各种小说，第二十六回写的茗烟受薛蟠之嘱竟诳说老爷叫他，第四十三回写他和茗烟偷偷到水仙庵去祭奠，茗烟祝告的时候说：“跟二爷这几年，二爷的心事，我没有不知道的”。在丫环们跟前，反倒经常服待她们；并且受她们的排揎，不以为忤。正如袭人说的：“你这个人，一天不捱两句硬话村你，你再过不去。”（见第六十三回）麝月甚至这样“村”他：“你偏要比杨树，你也太下流了！”（见第五十一回）傅家婆子议论他：“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得了！”（见第三十五回）。在贾宝玉这种思想影响下，怡红院关起门来，除了袭人作些梗，可说是个没多少封建礼法观念的民主自由的世界。第六十三回描写“寿怡红”，林之孝家的走后，丫头们要为宝玉安席，贾宝玉笑道，“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了。知道我最怕这些熟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这会子还怄我，就不好了。”众人听了，都说：“依你。”于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卸妆宽衣。出现了“吃酒从未如此者”的场面。尤其姊妹们散后，简直弄得“无法无天”。但他觉得称心如愿，无比的快乐。袭人也说：“昨日夜里热闹非常，连往日老太太，太太带着玩，也不及昨儿这一玩。”这话从袭人这样思想的人说出来，可见她们这些处在被压迫地位的女子们都是喜爱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方式的。所以平儿说：“还说给我听，气我！”从这些颇具规模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看，当时封建主义社会秩序为一个统治阶级的儿子所安排的道路，贾宝玉当然不能遵循。除了家庭中晨昏定省而外，一切应该参加的交游和礼节，他都不愿参加，尽力逃避。这是明显的事，他和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孩子们的纯真自由的世界，与居于统治地位的庸俗腐朽的男子们或利欲薰心的士大夫们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在贾宝玉的具体生活环境里是尖锐地矛盾对立着的。对这两相矛盾对立的生活道路加以抉择的问题，早就提到贾宝玉的面前。自幼虽经家长训诫逼迫、袭人和宝钗等规劝，他却利用衰朽制度和腐败社会的空隙，极力抗拒逼来的压力。他批评“读书上进的人”是“禄蠹”，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把所有士大夫都骂为“国贼禄鬼”。
三、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的思想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封建贵族要求自己的子孙加官进爵，功名出仕。自然像贾宝玉这样的贵族公子，也逃不脱封建教育的迫害，在家族的面子与利益的逼迫下，宝玉也必须努力地去维护贾家的荣耀。然而苍天似乎偏要与贾家作对。安排宝玉自“衔玉”而生开始，就被视作“奇异”。在宝玉周岁时抓取“脂粉钗环”的举动，更是惹得政老爷的“不喜欢”，十来岁时是“异常淘气”，居然还说出了：“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的“混话”来。在当时的社会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叛逆，一种大逆不道。此番举动也正寄托了曹公内心深处的想法。站在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宝玉其实是那个年代——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贾宝玉是一个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形象：贾宝玉有与封建主义格格不入的性格，贾宝玉其实是那个年代——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新兴资产阶级开始萌芽的历史时期，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在封建主义母体里萌动着的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胎儿。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色彩鲜明、线条清晰的民主主义精神的完整轮廓和雏形：这在当时我国历史现实中，在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中，无疑是“新人的典型”。贾宝玉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的“爱人”上，即对于有些寒素和微贱人物的爱慕和亲近，尤其是他对于女孩子的特殊的亲爱和尊重。这就积极方面意义看，实即反映了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和人权平等的要求，实质上也就是人道观念和人权思想，就是进步的民主主义精神。
总之，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思想者，他是作者对宗法礼教的背叛和对女性主义张扬的代言人。是作者对一切美好的赞叹和美好毁灭的悲伤的表现者。他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也是这个时代终结的产物。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无疑就是与林黛玉的相爱了。这场恋爱，一方面开始于叛逆性格，另一方面又促使了他的叛逆性格的最终形成。这是他生命史上最大最重要的叛逆行为。宝、黛不但要求婚姻自主，而且在恋爱中背离了封建社会的人生之道。他们在反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导致了两人的悲剧结局就在情理之中了。 ↑返回顶部↑